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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354938
标  题: <好文共赏> 人在悉尼(之一,二,三,四,五) (49千字)
发 信 人: 网事如烟  [发短消息]
时  间: 2005-03-01 02: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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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序:

一直不知道给这篇文章起个什么题目,由于是个系列。就叫“人在悉尼”吧。如果你有什么合适妥帖的名字就跟贴告诉我吧!

作者是我的多年的姐妹,而她的生活轨迹到目前为止几乎和我一样,新疆—广州---珠海-----悉尼----广州,只是她在细腻呆了一年零一个月,而我在悉尼呆了3天,她信命,信冥冥之中的那只牵着人的手,而我认为现在相信也许还太年轻,许多的事情似乎还是可以努力地自己把握。不过我们都相信缘分,相信我们的相识是上帝的安排,是它老人家对我们的眷顾。

记得年前的一天,她懒懒地蜷在我广州家里的沙发里说“我们认识有十来年了吧”。我一直感到好奇,这么硬的木制沙发她怎么就坐得象在柔软的席梦思里呢!这是个有着小资情节的人,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学中文的女孩子只身放弃了让人羡慕的工作和环境一个人跑到细腻去体验“生活在别处”的滋味,在没去多久的一天打电话叫我放弃来澳洲的想法,然后在回来以后常常给我一些现实的打击,这让我有时也很迷惑,不过毕竟自己的计划已定而且是和自己信任可托付的人一起,就象箭在弦上已卯足了劲,那就向前冲吧!不过如今又加上一个小小的家伙,很热闹之余,也多了不少的责任和担忧!

她现在就在我身边,一边看着我写这篇序,一边看着奥斯卡的颁奖典礼,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任务是带我的儿子,她的侄子(一个刚刚5个月却足以让你团团转的小子),她决定当一个星期的见习保姆------在她的这个一星期假期里,她怂恿我放保姆的假,说她搞定,可现在她改变主义了,说就干晚上(晚上小宝可都在睡觉呀)!对了,她说你的序不要写的象她的传记,不要说写一点点却写的比我的文章还长,嘿嘿,那我就打住了!

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的一句话:“一个渴望离开故土的人是不幸的。”在她的眼里,大约我快成不幸的人了,是的,一个成年人,一朝离开自己出生长大的土地,他在成长过程中拥有的一切,都没了着落,过去的经验一钱不值,尊严可能被贬损,价值无处获得承认。那为什么我们还在不断地让自己去体会去游走呢?我曾经问她,说心里话你后悔你的选择和放弃吗?她想了一阵说“不”。

我喜欢她的文字因为朴实的叙述和真实!还有我喜欢的客观!也许她在悉尼的时间太短还不足以让她爱上这个城市,也许她的经历可以给你一点思考,好,这就够了,没有误倒,这已经非常好了!

对了,认识她会是你的福气,至今她过着幸福地单身生活,休息了跑过来见习一下带孩子,工余和朋友聚聚,也泡泡吧,做做SPA,闲了写写稿,赚点零花钱!今天还美滋滋地对我说,这样的生活也不错,坐烦了公车,随手打个的,吃烦了家饭,随时出去改善,上超市见啥买啥,不用想。她已经旅游了许多地方!而在细腻她每周的生活费是20元,她没钱吗?非也,是一种不稳定的不安全感是人不感消费!回国后,她常常在我倒掉饭菜时指责我浪费!对此她在细腻体会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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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悉尼之一 找房子与找工作:历经磨难终达心愿


人信命不是一生下来就信的。人在经历了一些事情、变故后,特别是到了中年,儿女都大了,喘口气,回头想一想,才会慢慢觉得一生中许多事情发生,是人有命天注定,不得不信。
有些人因此迷信,就好像我们大学班里的一帮男生,和别的系踢足球,第一场,赢了,第二场,输了,男生们不总结赛场上的踢输了的踢法,却叫我们女生以后买第一次赢了球时给他们喝的那个牌子的矿泉水。
不过,即使不信命,有时候停下来回头想想命运的力量与奇妙,实在是叫人感叹,上苍的安排是多么用心。

找房子:天啊,就是这排房子吗!
刚到悉尼的第一个星期,我还轻飘飘地悬在终于出了国门的云里雾里,连方向也没有转清。直到星期五下午,才知道,星期6我就必须得搬出学校的公寓了。
当初在网上订房时,说是一周起定,我就付了一周的定金,入住的时候发现退的钱多出几十块,还庆幸降价了,拎着行李就进了房间,蒙头大睡倒时差。接下来的几天办入学手续找教室等等杂事,忙得晕头转向,只抽空子抄了一串出租房屋的电话,打算星期6花一整天专心找个好房子,星期天再搬。谁知公寓管理处改了日程,长住租客要在星期天全部入住,我那少收的一笔钱,其实是少算了一天房钱。
入住时没仔细了解,一下子心就慌了,一个人都不认识,不成要睡大街去?还拎着那几个大箱子!即时上窜下跳,马上打电话,但回复不是已经被定了,就是太贵,再不就是太远,算上每天来回交通费也不划算。才知道悉尼大学周边的房子,这个时候都抢手得很。直到晚上十点多,打通一个电话说是房子还有,正在装修,很近,价格也合适。
谢天谢地!悬着的心放下来,这才辩清对方口音,问他“你是不是中国人?”对方换了普通话,介绍自己曾在清华教书,在悉尼十几年了,还热心地说知道我刚来不识路,要行的话第二天一早过来开车接我过去看房子。本来谨记网上过来人的忠告:中国人在外面都是欺负同胞,绝对不能住华人的房子、打华人的工。但一听他是清华老师,当下更是别无选择,连说不用看了,明天一早你开车过来直接把我行李带过去行了,再不搬我就该流落街头了。
一块石头落了地,更喜他居然还有车子来帮我搬行李,解决这一个天大的头痛问题,连连庆幸自己运气大大地好,即时从天昏地暗到柳绿花明,睡了一个好觉。
房子的确还行,厅很大,我住了一间向街区的小房子,四四方方的,光线特好,只是家具旧得可以,是广州垃圾堆里可以捡到的那种八十年代胶合薄板的柜子。床垫子估计也是捡来的,弹簧一个高一个低,翻个身子咯吱咯吱地响。地毯是深猩红色的,脏兮兮地,感觉非常不洁。于是约略感觉到了华人在国外生活的艰难。但是将就吧,价钱不贵,关键是近学校,走路上课,车费又省了一笔。
房东是苏州人,快七十岁了,自称还是悉尼清华同学会的理事,我一到他就拿着张报纸给我看登载的一张清华同学会的活动照片,有他。他八十年代中就过来了,十几年间陆陆续续把兄弟姐妹五个人整个家族几十口人都弄过来,现在就差一个妹妹的女儿,也正在等签证。最叫人惊奇的是,赶在八九年事件边境封锁之前,他还把当时已经八十岁的老母亲也弄过来,现在已经九十高龄了,还能坐着车子在几个儿子的地方到处转悠。这是一个中国人滚雪球移民海外的经典故事。我还见到了他其他两个兄弟,一家人除了九旬老太不会说话只会笑外,其他男的女的,都是一副皱皱的苦瓜脸,眉不展面不舒。见着这一家子人,对华人在外面的生活处境感觉不好起来。
同住下来的还有一个河南的小姑娘VICKY,刚刚从珀斯读完高中到转悉尼大学读护理本科,家里也不是很有钱,拼了命供她在海外的学业。她住在客厅隔出来的小房子,没有窗户,墙都是厚纸板隔的,价钱比我住的便宜。其它的房子,还在修缉中,整套房子都是准备出租的。我来的路上,房东就跟我说起过,本来有很多西方学生来看,想几个人整套合租下来,这样他更赚一些,管理也方便些,但是他不喜欢这些西方学生在屋里养猫养狗,开PARTY。
于是安下心来上课。第一个晚上在戳骨顶腰的床上睡得还美滋滋地,早上醒来听见窗外有人说英语,还纳闷这么早就有人练起口语,再想英语角不都是晚上才有的嘛。清醒了才发觉已经是睡在异国的床上,人家在说着自己的语言,不禁哑然失笑。

安心了没够一个星期。星期四晚上,V来找我,说房东跟她说了,有人要整套租他的房子,叫我们两个星期六早上十点钟就搬出去。如果一时找不到房子,可以临时住在后院的两间房子里。我们出去到后院去一看,就明白了。这两间房子,根本就租不出去。一间是主人房太大从后面隔出来的,长五米,宽也就是一米五左右,就是一条昏暗的过道,这还算好了,究竟是在房子里,另一间就是在后院的厕所里搭起来的小棚子,屋顶墙缝还能漏出光来。这老家伙好狡猾,他先叫我们住整修好的屋子,住一天是一天的钱,等到所有整修都完成后,他把房子整套出租,价钱贵些,再逼我们住进这两间租不出去的房子,能住多久住多久,特别是我们都住一段时间以后,学校周围的空房子不多了,还有可能把我们困久一些,最好就长住下来,这么破烂的房子他也能赚钱。怪不得住了快一个星期了他总是借口忙拖着不和我签合同,原来是留了后手随时赶我们走。前人的经验教训,看来自己也要吃一回了。

第二天下午,我刚进屋,房东就过来敲门,当头就一句话“听VICKY说了吧,明天你们十点钟就搬出去”。我说“不行吧,怎么着也得我找到房子才能搬。”对方马上就变脸了,恶狠狠地说没什么行不行的,绝对要搬,没地方住可以先搬到他后面小屋里。我一针见血地指出他逼我们进小屋子的如意算盘。房东暴跳如雷,他的哥哥,一个七十多岁的单身老头子,也跳将出来。两个老男人,围住安坐在沙发上的我,气势汹汹指手划脚大喊大叫,威胁我不要以为还是在国内,想怎样就能怎样,说你不搬我找人来搬。我也不示弱,反击他:
“明天你的新房客来了,我会坐在这里告诉他们你对我们所做的一切。”
两个老头子恼羞成怒,单身老男人失去理智,跑进我屋里抢走了房门钥匙。
一通暴吵,我气坏了,进了房间里锁上门不出来。房东出门的时候还扬言我找律师去告。事后才了解到,按澳洲的法律,房客要搬出去,要给对方至少两个星期的通知期,我要是告他,他才惨了,才明白“新来新猪肉”,在异国他乡被自己的同胞欺生了。

晚上快睡觉的时候房东又来了,找了他年龄跟我差不多大的侄女,做中间人,恨恨地和我谈判。三个人约定我们明天不搬,但要马上出去找房子,还叫我写保证书,最多只住一个星期。我跟房东说,一找到房子我马上搬,一刻也不会多赖在这里。他悻悻地把钥匙还给我,我质问,拿了我的压金,却抢去我屋子的钥匙,是不是太过无理了。
第二天,星期六,天刚亮我就出去到街上买报纸,打电话,四处奔波,快中午的时候看了一处房子还算可以,但又是一家上海人,心里满不乐意,但又恨不能马上搬出来,还是留了压金。回转来的路上,一个几天前才认识的曾经留学广外会汉语的澳洲小伙子,知道我正在找住处后,告诉了我一个悉尼专门出租房子的网站,我赶紧跑到学校上网查,到下午六点多,终于定下了一处和三个法国学生合租的房子,全新的,步行到学校也才二十分钟,只是贵很多。算计算计还可以拿下来,关键是对三个同屋感觉不错,还可以练英语,也落了定,敲定次日搬进去。
晚上回来,口干舌焦。一整天憋着口恶气,左冲右突,没有喝水,没有吃饭,是我在澳洲最苦的一天。
没想到,一家子人对我笑脸相迎。老哥哥看我一进门就赶紧凑上来问房子找到了没,我一边喝水一边轻描淡写地说我明天早上搬。老哥哥又小心翼翼地问那V怎么还没回来,我说和她教友一起找房子去了。老哥哥顿了半天,才说,你们找房子难的话先不用急着搬,那些人不来了,你们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又陪着笑说昨天是我们不对,一时情绪之下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
我一听,原来如此啊,变脸倒是挺方便的。我说叫你弟弟今晚回来还我压金,我明天早上就搬出去。
笑脸挽留不成,再施拖计,房东打电话来说他忙,今天晚上有个PARTY,明天也和悉尼大学的什么大人物一起去烧烧,云云。我问那我压金还在你手里怎么办呢,房东说只好你有时间再回来结算。我挂了电话,转头找他侄女,“告诉你叔叔,我出了你们这个家门,决不会再踏近一步。我等他一晚上,明天早上要不来,以后就不是我来取,而是他开着汽车到处追着我还钱。”
第二天一大早,老头子开着车来了。退了压金结清了房钱。临走,房东侄女问了我一句,“你在国内是做什么的?”我说,“警察。”她若有所解。

虽然我在下午定下法国人的房子后转头就电话通知了上海人,也还是被扣了一天的房钱,十七块澳币。
在悉尼一年多,从租房子到打工,受到的欺负全是从老华人那里,得到的帮助全是从本地人和我们一起读书的同学那里。

V几天后也搬进了学校物业管理处的公寓。这些房子都在校区,价钱合理,管理好,特别抢手,本科学生和国际交换生有优先权,我们自费研究生一般是轮候不到的。我去看过V,她到图书馆走路五分钟,到我们商学院十五分钟。而我每天要走半个钟才能赶到教室。对V很是羡慕。第一个学期的学习一直是连滚带爬地过来的,同住的法国女孩子曾经说我唯一的娱乐就是每天做一餐饭。后来要写论文了,一次做上好几个菜,放在冰箱里,吃几天。所以每天花一个小时在来去的路途中,虽然可以锻炼身体,还是很心疼的。
学院的隔壁有一排白色的房子,我以为是学校老师的。每天去学院,看着有人进进出出,羡慕得要死。就发愿做梦,要是我能住到这里,就好了!
学期过了一大半,V打电话给我,她隔壁的三个美国学生学期结束都会回去,会有屋子空出来,V叫我赶快去登记轮候。填好了表,物业管理办公室的人说,有房子会通知你的。直到学期末,还没有消息,我又去了一次,物业经理才懒洋洋地说,房子有,不过不在你朋友那里,你自己去看吧。给我了张地图,看地图的标识,好象离商学院很近。于是就顺着每天去学院的路,一直走到每天经过的那一排房子前,我停下来,再往前就出学校了。我张望一圈还是看不到房子所在的路,只好拦住一个路人问:
“哪一条是达令顿路?”
“就是你站的这条”。
天啊,就是这排房子吗?!
达令顿95号,就在我眼前!就是我曾经发过愿做过梦要住的房子。那一刻,我相信,上帝他老人家,他一直在睡大觉,让我受尽住房子的磨难,现在终于醒来,开始听我内心的话了。


找工作:多年以后我在悉尼重操旧业。

第一学期,专心学习,没有找工打。论文一篇篇写完,就着手找工作。
跟法国学生合住了快三个月,一周一百五,还不算水电费,荷包瘪得太快了。那一头澳币又疯了似地涨,带的美金到了后没舍得全部换,积蓄一路地缩水,也得赶快找补。最主要的是,到了半年多,一门心思地学习,甚至还没到过从小一见难忘而现在近在咫尺的悉尼歌剧院,对悉尼这个城市的人情生活,更没有多少了解,而我的英文还停在只能听不能说的水平,一定要能通过打工,多说多练才能长进。
学校开设有为专为学生服务的免费招聘网站,大部分是本地西人提供的工作机会,办公室文员、推销、教外语,等等。我先是热情百倍地往那里贴出来的广告上打电话。两天下来,打通了七八个电话,也有过一两次面试,只拿到了一份整理全州小学生语言统考试卷的工作,工资比较高,一个小时十四块半,但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做完就完了,还要到开学才能开始。
澳洲政府允许留学生每周工作二十小时,本来是打算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假期和第二学期一直做下去,食宿就不用花积蓄了。但找工作的第一回合,最终的结果是把最初的满怀信心一挫到底。知道了工作与英语是一对悖论,我想通过工作练口语,但口语不好,根本就没有机会找到想做的工作。没办法,只能转投华人,虽然住房子已经吃过老华人的亏。
又象上次找房子一样,上街先去买华文报纸,看了看没什么体面些的工作,都是什么帮厨、卖杂货什么的。帮厨洗碗我是不干的,累、工钱少不说,只能干活没什么交流,我打工的根本动力赚钱还在其次,练口语才是第一要义。既然不打算要在这里扎根留下来,我也就没必要从低做起。
但我中意的工作,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抢,电话打过去不是说刚刚请到人了,要不就说你留下电话我找你。这样过了三天,终于找着一份在食街快餐店的工作,一对中年华人夫妇开的,本来说是在前台帮客人点餐,试用三天,一天八块钱,老板会让熟手教你,试用合格,一天十块钱。结果做了三天,我根本没机会点餐练口语,都在打杂:到仓库搬东西,翻油锅里的薯条,洗锅碗瓢盆。三天下来我也不想做了,老板也叫我走人,说你们这些人读书太多,干不了这劳力活儿。
第二回合又以失败告终。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书看了几天,收拾一下挫败沮丧的心情,重出江湖。这回是在同屋的指点下找到唐人街一间华人职业中介,先交了五十澳元的会费。在这里投放工作的也以华人雇主为主,工作层次也差不多,但工种五花八门,有的在国内根本没听说过。一叶知秋,从这个小小的华人职业中介我感觉到,华人在海外,基本上是在主流社会的夹缝边缘讨生活,经营着本地西人不愿从事的生意,奔波、劳苦、利薄。
中介先是介绍了本楼一间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个文员职位,老板是个香港男人,但做了一天,不知道他需要我干什么,说话不明所以,很难沟通。中午我帮他买外卖,又不小心把二十块钱丢了。在悉尼,我过的是锱铢必较的日子,二十块钱虽然只合一百块人民币不到,要在国内,我根本不当回事,但在当时,二十块钱是一个星期的伙食费。找工作不顺已经叫我心情沮丧到极点,丢了钱,一时觉得特别倒霉,看看也没什么机会用得上英语,于是走人不干了。我开始象一只没了头的苍蝇,凭性情跟着感觉乱撞。
跑回中介,又给介绍了一个卖杂货的工作,在唐人街著名的旅游景点PADDY‘S MARKET。按着中介嘱咐,我在还没开市之前就过去等在档口。档主是一对广东夫妇,为了表明自己的诚意与能干,我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出手帮他们开张,然后才说自己是来应聘的,但当我一说到悉尼才半年时,女主人就递了个本本过来:“你先留下个电话号码吧,我们要觉得合适会跟你联系的。”
知道是被婉拒了,又回到中介,被负责接待的上海女孩子JJ逮住狠训了一顿:
“你不能撒点谎吗?连卖衣服都没有信心吗?今天不会明天不就会了,上了那么多年学白学了吗?”
“嫌不体面啊?这里在国内做到处长、局长的人一大把,还不都为一个小文员小会计甚至保姆的一个职位抢,你以为你很有身份啊?!”
那时候一点一点地明白了米兰昆德拉在《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里的一句话:“一个渴望离开故土的人是不幸的。”
一个成年人,一朝离开自己出生长大的土地,他在成长过程中拥有的一切,都没了着落,过去的经验一钱不值,尊严可能被贬损,价值无处获得承认。后来在网上读到一篇在美中国人写的文章,有句凄惨的话记得特别清楚:在外面的人,久了多多少少心理都是会有些变态的。我的心理变态就是从找工作开始一点一点发生的。
受了这打击,加上中介老板的暗示,我决定“打不过你们就加入你们一伙”,给中介免费打工。我是学人力资源管理的,职业中介正是将来要从事的行当范畴,有一点实际工作经验,多少能帮助我了解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将来回国找工作,也增加点底气。于是我就开始自己出交通费、出伙食,免费给中介打起工来。为了让自己心理上平衡,美其名为“实习”。的确,当年本科毕业时,不也是每天骑着个自行车,奔波着采访写稿子,除了一点可怜的稿费,哪里有工资呢?剥削是无处不在的,更不要说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
在中介实习的时间里,我的心理变态逐渐达到了一个极点。
我先是和JJ搭伙儿给会员找工作。会员以中国人为主。因为是假期,中国留学生一时居多。留学生就不说了,大部分在国内都是高素质的优秀人才,一个个看上去聪明机灵,体面好看,但进了职业中介,在工作、雇主面前,都不由得矮一截,清洁工,餐馆工,洗车,送报纸,送餐,包装棉羊油,包饺子,装枕头,抢着干。这些人倒罢了,年轻人还有奔头,让我心情掉到最低点的,是那些在中介里出出进进的上了年纪的老华人。我一直没有忘记,要写一写我所遇见的这些海外华人。
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中年妇女,曾经是日本本田集团总裁的汉语老师,在国内应该是属于顶尖级人才,谈吐风度都非一般人可比。也许是她家庭不幸吧,据她说在澳洲是为了陪孩子读书。在澳洲,遇到多少中国父母,为了孩子的一个未来,把自己的后半生象她一样完全牺牲掉,来这里陪读。只是这位母亲身怀绝技,牺牲太严重了些。她的英语不行,日语特长在澳洲找不到用武之地,快五十岁的人,跑到TAFE去学了个会计文凭,人又认真,还真的踏下心来钻研数字。她也和我想的一样,为了将来能找到工作,先从免费实习开始。就是这样,因为年纪大了,也没有会计事务所愿意给她机会。JJ为她的脚踏实地的求职精神(JJ一直以我为耻,认为我不踏实)感动,用了两个月时间才把这位母亲推销到职场上去。她来付推荐费的那天,看到她打心底高兴、感激JJ的样子,我很心酸。
在中介还碰见过一个新疆老乡,一个快六十岁的白俄罗斯族老人。
这天早晨一进办公室,就看见老板正与一位满头灰白头发、侧面脸部轮廓梭角分明俊朗的老人说话,走上前正面对着他,果然觉得这位老人气质不凡,一时感觉他是东欧败落后流落他乡的国家知识分子,中介里也时不常地有这些外国人来求职。于是就对有了兴趣,上前仔细听,原来他们在用中文交谈,再听口音,竟然是新疆腔,一问,果然是从新疆移民过来的。
据这位老人说,俄罗斯沙皇与英国皇室有亲戚关系,而澳大利亚又是英联邦国家,因为这样一些复杂的历史渊源,早在七十年代文革后期,新疆曾经有一大批俄罗斯族、白俄罗斯族人,借助苏联人的力量,移民到澳大利亚定居。这应该是一段历史事件,可惜我不太了解,但听这个历史事件中的人物说了。
这批新疆人移民过来后,基本上都聚居在一个地区,也都以从事比较低层次的工作为生。他有叉车作业证,来到中介找多一份工作,是开车去送报纸。送报纸必须在九点钟之前送完,悉尼很大,他负责的那个区很远,起码要三四点钟开始干。送完之后,他可以接着干叉车工。
老人说话很慢,用熟悉的新疆腔和我说着,颇为沧桑。外国人过来,起码要二十年才能起来,有房子,子女有前途。第一代人过来,因为语言不通,总是要从异乡的最低层开始,一步一步地做起,积累一些财富。而他们可能二十多年了也不会说上几句英语,生活赚钱全部都在自己人的一个小圈子里,也难有大的发展。但象他,因为酗酒,老婆离了婚,房子也没落着,现在借住在朋友那里,还要自己赚生活。二十多年了,还处在漂泊的状态。
这个老同乡,和住房子里遇到的苏州老房东,还有遇到的其他一些老华人,他们不舒展的脸,每个人出国前出国后的经历对比,一起打消了我学完后也移民的念头。我不断地遇到这些人,证明给我看我不能过他们一样的生活。
另外一个女人,是武汉一所大学的一位原财务处长。因为经历相近,这个人引起了我最强烈心理落差共鸣,并逐渐把我引到生命最低潮的日子。
这位原处长应该不到四十岁,但看上去差不多有五十岁的老相。在国内,她做了几十年财务,业务精熟,手下指挥着十几号人,年轻有为,春风得意。丈夫过来后,也是为了孩子,她跟了过来。过了两年孩子上了中学,不需太多照顾了。虽然不愁吃穿,但一个曾经在职场上叱咤风云、又正当其时的女人在家里呆不住了,于是也出来找工作。一出来才知道,自己几十年的财务经验,因为英语不好,在这里连薄记员的事情都难做。高不成,低不就,到处碰壁,几个月的时间,心情一落千丈,心态怎么也调整不过来,一下子老了许多。偏偏这个时候她的老上级老同事出差到悉尼,约见了她。一见之下,大惊,原本以为出了国的她应该是生活轻松惬意的,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象换了个人似的,面对老同事老领导,她有苦说不出。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她的精神一蹶不振,神情气度,想装都装不出来。
每天处在中介的这种环境中,看着进出中介的学生,今天希望满怀地拿着电话地址条出去明天垂头丧气地回来,遭遇着女财务处长们不同的经历相同的感受,我的心理变态得很明显。有一天给一向欣赏我的处长打完电话,我突然发现从来表达有据有节的自己,说话唠唠叨叨,枝枝节节,不得要领,就象那些早来的人一样变得倾诉欲极强,这让我感到十分羞惭。做事从来只会遗憾不会后悔的我,第一次强烈地懊悔当初不该辞掉政府那份体面、尊严、稳定、安全的工作,跑到国外来读书,去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在这种变态的心理中,我找不回起码的理性,每天都在想像将来回国后找工作,也就是这种状况,在这样的想象里,我一天天绝望到极点。
这一段时间,是我迄今为止经历的生命中最低潮、最黑暗的时候,黑暗到我都不敢再去触碰。

黑暗的日子到第二学期开课结束了。开学后,我开始做整理学生试卷的工作,还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心态平复、阳光了很多。而本来希望能找到一份稳定、长期的工作的假期,我只挣到在食街三天的试用工钱九十六块,倒贴了去中介实习的车费,丢了令我耿耿于怀的二十块钱,还有打了无数个电话。

我一直没有放弃在学校工作网站上的机会,一直在看广告。每隔一个多星期,我就看到那位快餐店老板贴出来的招工广告,工作内容和对我说的当初一样。记起当初我去的时候看见过老板娘手里一长串的应聘人员名单,加上在中介里做过入了行,我就知道,这个老板在利用澳洲劳动法律允许雇主在试用期里支付较低工资的条款,专找我们这些急于工作的人试用,给他做廉价杂工,因为一个杂工的工资过了三天试用期后,按政府规定工钱是十块。其实他有一个手脚麻利经验丰富的点餐员,用不着再找的,而当初打发我走的时候,既然都说了我们读书太多的人做不来,那你为什么还在学校的网站上打广告呢?想想很气愤,连着见了三次这个广告后,给网站管理员发了一封信,讲了我的经历,请他们留意这个雇主,不要给他机会钻法律空子剥削学生。信发出当天不久,这个广告就被删了。再过了一个星期,收到了管理员长长的一封感谢信,说已经请政府劳动管理部门去调查该雇主了。澳洲人,做事是慢了些,但很认真。

第二学期的学习就没有第一学期感到那么大压力了,一边继续在中介,转到后台做人事外包的工作,一边也留意赚钱的机会。认识的人多了,机会比假期时多了些,了解了一下,觉得不满意,跟同学说,我要打工,一是要能说英语,二是要在市区,不用转车转几道,三是不干推销,这样,我还是没有真正地打工。后来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国际难民组织做了一段时间的募捐义工,就这样悠然地过了半个多学期。
完成期中作业后的一天,我一早到了电脑室,看了一小会书,就习惯性地浏览工作网站。看到当天唯一一份招聘广告,刚贴出来:市区华人老药店,要女孩子,英语好,会讲广东话,能写中文字,有基本的医药知识,主要是检查药剂师开出的药品,递给客人并告知用药要求,还有一些非处方药的零售。心里说,这不是正为我度身定做的嘛。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父亲为培养他医术接班人,就让我帮忙在医院里抓药递药,一模一样的活儿。赶快起身去打电话,先用英语讲,说了没两句又换回广州话,对方问,“那你会写中文吗?”我赶忙回答:“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
药店在市中心唐人街附近的一条主干道上,坐车只一刻钟。下午两点钟,如约去见工。经验多了,准备了一整套面试说辞应对。小小的药店里挤满了客人,一个老太婆出来,看了我一眼,用广州话问我:
“你几时可以上班?”
“明天就行。”
“你哪几天可以工作?”
“我晚上上课,白天班天天都行。”
老太婆把我带到日历前,用笔在上面划圈圈:
“明天下午就过来,带上工作签证。一周上五个下午白班,一个班四小时,熟悉了后再安排夜班。”
“还有什么别的要求?”
“穿白衣黑裤黑皮鞋,不许穿牛仔裤和无袖、无领衫。我这里是卖药的,不是卖肉的。”
老刁婆一个!张口就见血。我赶紧说:
“好的。我父亲是医生,家里早先就开医院的呢!”
要套套近乎,保不定她随后又见了别的人呢,这种事儿我也经过的。果然她有兴趣,问:
“是西医还是中医?”
“主要是中医”
“我们这里都是西医。”
一看对不上她兴趣,我还想再套近乎,被呛了回来:
“你先回去吧,客人很多,我们很忙的,没时间跟你聊天的。”
碰了一鼻子灰,感觉我综合所有的失败经验和中介实习所获得知识而准备的面试,全被废了,两分钟就搞定,颇有些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失落。于是小心问:
“可不可以问一下,工钱给多少?”
其实,这份工作,除了老板感觉比较刁之外,几近完美,我内心的话又一次成功地上达天庭。依我在中介做的经验,估计这对华人老夫妇会给到八块到十块钱,但这都不是问题,只是觉得工资是面试的一个必要内容,应该知道一下的。
“噢,我们这里都是十四块半一个钟,周末和假期十五块半,每周出一次粮!”
先看着一个馅饼从香香地天上砸下来,砸到头上才知道很沉很沉,砸得我晕晕乎乎,两脚飘地出了店门。
晚上给妈妈打电话,笑嘻嘻地说,“妈呀,我要在悉尼重操旧业了。”

回想起来,在悉尼一年多,找工作,找房子,几乎是一个翻版故事,先经历似乎无尽的曲折、磨难,令我几度沮丧、绝望、放弃,最后却得到了期望的结果,似乎前面所经受的一切都。这叫我不能不相信,上帝他老人家一直是存在的,他颇费心思地安排了我在悉尼的生活,最终是要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总有为你准备的最合适的东西,只要你心存愿望,努力寻找,一定能达成所愿。这也许是上苍为我一生准备的信念。
但是每次回想,最能令我容易身临其境的,于我最有价值的东西,却都是在寻找时经历的过程。如果我没有愿望实现前所做的上下求索,这愿望的实现也许就毫无价值毫无令我惊喜之处。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段文字,主要是我在其中经历的人与事,还有那一年在异国他乡经历着喜怒哀乐跌宕起伏的自己。

2005年2月18日


人在悉尼之二 美国穷孩子沃特


英格利是

沃特是我住学校物业管理处房子时的同屋。去看房子时,没见着他,澳洲男孩子JAMES告诉我还有一个美国交换学生。这些房子都在校区,又便宜又方便,是为优先解决本科国际交换生的,有多余的才给我们海外自费研究生,排队轮候得到真是很不容易。
第一天搬进去时见到了沃特,正蜷着两条长腿斜窝在客厅沙发里和JAMES看电视。问他名字,他撑起身子来说我叫沃特(Walter),我笑着问是不是水(Water)啊,他才笑了笑说有一点点差别。我折腾着在厨房里归置东西,沃特爬起来告诉我哪些柜子我可以用,看我个子矮,把他放在吊柜底层的碗碟移到上层去,腾开给我,又一扇扇打开柜子告诉我哪些东西是之前两个丹麦女孩子留下来的,我可以合用,附近购物中心怎么走,哪间超市的东西最便宜。我就觉得这孩子不错,热心。跟他说我的英语不好,说错了你要不吝纠正。他说你的英语其实不错啊。
和我同一天搬进来的还有一个中国女孩子CATHY,住一楼,JAMES住二楼带阳台最大一间屋,沃特住在另一道楼梯通上去的一间小屋子,那楼梯又窄又长,通上去黑乎乎的,所有第一次进屋的人都以为是通去厕所或是杂物间。我搬进去时已是第一学期末了,整日里都呆在楼上屋里写作业,晚上下楼弄晚饭或去上课,就看见下了课的沃特以我第一天见到的同样的姿势做同样的一件事,旁边甩着他的书包。

一个美国穷孩子
一直到放了假,共同战斗在找工作的同一条战线上,我才和沃特熟悉起来。一开始的两三天,我找工作到处碰壁,所有的雇主一听我到悉尼不到半年没有当地工作经验,再讲多几句英语又不利落,两句话就打发掉了,几次三番,心情极度沮丧,挫折感日盛,倾诉欲很强。异国他乡没有朋友,身边就一个中国人CATHY,在沃尔玛打着一份稳定的PARTTIME工作,早出晚归,家里通常只有沃特一个人,正好就和他聊。
沃特也在找假期工。我问他打算找什么来做,他说什么活儿都行,搬运,洗盘子,清洁,只要给钱。他这样说着,并不像是开玩笑或者敷衍,但我也没认真信他,他有语言优势,用不着做这些苦力活儿,再说了,再怎么着,他是个美国孩子。
后来沃特真的去做了一个星期的搬运工,每天下午很晚回来,浑身脏兮兮,上下楼步子拖得沉沉的,一句话都不想说,见了我只有点头示意的力气。我有些诧异,不过想想西方人不以劳动分贵贱,我应该破除中国人的劳动等级差别思想,也没再多想。
回忆起来,和沃特在一起的那个寒假是我在悉尼最美好平静的一段日子。我找不到工作,后来干脆去了一间职业中介做事,早出晚归,不赚钱,赚工作经验,对学习人力资源管理和以后回国找工作都有好处。沃特不停地翻报纸,上网,打电话,不单是找工作,似乎还有其它事情纠缠着,经常要出去,又没有手机,雇主想约他却常常联系不上,就给错过去,沃特终究没找着个正经事,只好久不久赚点马上到手的小快钱,比如参加健康实验室研制的新听力仪器的测试之类。每天我下了班,就和沃特在客厅里看电视,沃特喜欢看《汤姆逊一家》,这是伴随美国几代人长大的经典卡通剧,每天两集,七点钟开始,中间插播我的最爱《人人都爱雷蒙德》,一部在美国非常受欢迎的家庭情景喜剧,有点象我们的《我爱我家》,但是比《我爱我家》要好看很多,总共就五个演员,每人都演得极其到位。沃特看《汤》的时候我弄晚饭,做好了刚好是《人》剧,之后是新闻和乱七八糟的电视剧。这时候隔壁屋学会计的北京女孩Jenny也会端着饭碗跑过来,边吃边聊。J的口语不好,来这里是和沃特说话练口语,因为沃特对她不准确的英语发音总是很耐心地一遍遍纠正。11点钟,开始放外语片,有一段时间总是放法国影星莱奥那多.的帕多的系列,我们都很喜欢看。电视机是JAMES租的,只能接收五个无线频道,还是国内八十年代用的那种拧频道换台的样式,年纪大了,某处电线接触不良,时不时就光有声音没图像了,哪儿随便一碰震一震又出来了,所以我们看着看着就会走上前去拍打电视机,懒了就呆在沙发上使劲儿跺脚,震得地板连着房子轰轰响,久了也成了我们看电视多出来的一个乐趣。午夜12点钟,沃特爬起身弄他一天中的晚餐,煎猪扒。我上楼去,在沃特油煎土豆和扒肉的香氲里安然入睡。
晚餐是沃特的正餐,他的早餐在中午十二点钟左右,面包黄油加可乐,下午五六点钟时也会再吃一点,也是面包黄油加可乐,最便宜省钱的搭配。
J和沃特熟一些后有一次问他:“沃特,你怎么这么安静啊?我们屋的那两个美国男孩子,一有时间就背个包到处去旅游,下了课就去体育馆,你怎么不和他们一起去啊?”沃特说他没这个爱好,家里也没有给他出去玩的钱。
谨守西方人保守个人隐私的社交规则,虽然和沃特常常聊天,但一直没有谈起过他的家庭。西方学生在经济上和父母家庭的关系都比较独立,沃特既然整天只看电视不打工,自然也没理由去过丰富多彩的年轻人的生活。不过有一次我还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谁信你美国人没有钱?
有一天晚上看《人人都爱雷蒙德》,说起中国家庭的汽车梦,我说我们中国将来的发展就是象你们美国家庭一样,至少有一部车子,沃特争辩说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家庭都有车的,他家就没有。一时间我和J都没了话,才知道沃特真是美国穷人家的孩子。
沃特来自一个移民家庭,父亲是捷克人,母亲是法国人,所以沃特也会说法语。沃特在纽约长大,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读高中和大学,也是因为那里的费用比纽约便宜。作为国际交换生,他在悉尼大学的学习只有一个学期,费用包括在蒙特利尔大学学费中。沃特到了悉尼后非常喜欢悉尼闲适轻松的生活,就想延长学习期,悉尼大学告诉他延长可以,但必须支付自费留学生的学费,这笔钱他家里是给不起的,所以沃特一直在想办法如何留下来。先是打算着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赚钱,但他学生签证只有一个学期的,快到期,没有雇主敢要他。后来他的妈妈又联系了一个在悉尼的朋友做担保,但那朋友也不是很热心,这么三等两等,签证快到期了,沃特又转了旅游签证,延了三个月。沃特找工作的时候一直匆匆忙忙地,就是奔波这些事儿。
总的来说,沃特一点不像我们印象中的美国年轻人。他是个安静本分的男孩子,会很好地照顾自己。碗碟用过自己都洗掉,不像JAMES,从来不洗,用过就丢在洗碗池里,没有得用了就去叫外卖比萨饼,害得我们一直只能用一个池子。沃特两三天洗一次衣服,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虽然留一圈淡黄的小胡子,但衬得他一张脸更加白白净净的,并不邋遢。说话时慢条斯理,除了笑笑之外,从不表现出太大的情绪波动,生气或急躁。J就经常跟我感叹,到底是一个穷人阶级的孩子,她屋里那几个有钱的美国学生,进屋子见面点个头就上楼,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更不要说耐心帮她纠正不准确的发音,和她聊天了。

沃特是个大孩子
我们三个女孩子都很喜欢沃特,感觉他聪明,耐心,懂事,对人礼貌。提起他来,都是以“沃特这孩子”开头,其实J只比沃特大一点点。可是我们就是觉得沃特是个大孩子。
悉尼冬天晚上还是很冷的,我们住学校的房子,设施比较好,每间屋里都有一个镶在天花板上的电热器,机身上一个开关,保持常开的状态,另外拉了开关线连在门边,方便日常开关。有一段时间沃特老说他屋里的电热器可能坏了,感觉不到热,于是通知了了学校物业管理处的人来看,结果澳大利亚人闲散慢悠的工作作风让他等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第一个星期是派了人来,查查毛病出在哪里,第二个星期再催,说是要先买零件还是怎么,又拖下去。偏偏这时候天气变得更加寒冷,我在屋里连白天都要开着电热器,沃特的小房子背阳,被子可能也不够厚,就冻感冒了,白天缩在沙发上瑟瑟发抖,我给他几包板蓝根冲剂,退了烧散了热,咳嗽却更厉害了,我一看板蓝根的说明,说是风寒感冒不能用,才赶快叫他停了,心底里偷偷地抱歉了好一阵子。
也许是晚上的寒冷让个高瘦弱的年青人受不了了,他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这天上午我正在楼下厨房里做饭,突然发现冰箱不制冷了,再一看,所有的电器都停止工作。我就冲着楼上大叫沃特,一问才知,原来他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捣鼓电热器,他对我报告突然全屋断电很是吃惊,赶快打电话叫物业管理办公室,这回管理方担心电路起火,不一时,校警开着车带着几个人赶到,左查查右查查,才发现是跳了总闸。虚惊了一场,沃特才说,他自己在上面研究屋顶的电热器,发现机身上的开关不亮,于是怀疑机器根本没坏,刚才正用了东西把那机身上的开关顶开,有可能这一捣鼓,整个电力负荷突然加大,导致跳闸。于是校警们叮嘱一番,叫他不要乱动,走了。我们再开电器,其他的都行,就是各自屋里的电热器仍然不工作,沃特楼上楼下地跳来跳去,发现CATHY和我电热器机身开关都跳到关的位置,可能电热器有一个自动保护装置,一跳闸自个儿就关了。屋顶很高,就沃特一米八几的个子,踩到桌子上伸出手去也够不着贴在屋顶薄薄的电热器。于是他用了一根长长的竹秆,再绑上扫把,使巧力,把那开关顶开,电热器真的开始散发热力了。
也许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平淡无味,就为这一点点小插曲,一个小成功,三个人欢呼雀跃,沃特向上伸开两支长长的胳膊,一只手高举着竹竿一手举扫把,高兴地叫,噢!我是个真正的男人!那脸上的表情,就是一个七岁小顽童拆散了汽车又装回去的得意。他又跑到我屋里,顶开了我的电热器,又兴冲冲地去开他的。但是不一会儿,下得楼来,垂头丧气象霜打的笳子,原来他屋里的电热器的确是坏了,并不是机身开关不起作用。想想真是有意思,这个大孩子,折腾了半天,又回到了原地。

为沃特送行
沃特留在悉尼的种种努力都以无果告终,三个月的旅游签证到期,他终于不得不离开了。我和CATHY商量着给他做顿送行餐,CATHY包酒,我包饭菜。沃特离开的头一晚上,我做了一大盆羊排骨汤,一大锅羊肉抓饭,一大碟炒土豆丝,拌了几个凉菜,CATHY下班回来开了酒,我们叫了沃特几次,他才慢腾腾地下来。
让他坐下来,给他装饭装饭,他抓起酒瓶子就给自己倒酒。我看他眼睛红红的,不觉好笑,问他:
“沃特,你是不是哭了?”
沃特不好意思地承认了,说,“我是个大小孩”。
CATHY和我一时都可怜起这个家贫懂事聪明的孩子,虽然我们在异国也同样缺少关爱,怜惜,但这个时候还是毫不吝惜对别人的施予,毕竟,我们要比他更多经霜经雨,要比他更能深藏不露。我去找隔壁的J,沃特挺喜欢J的,J长得娇小可爱,皮肤白白的,可是J上课去了,虽然也知道沃特要走。JAMES回来了,看见我们一起吃,从来没见过这场面,有些吃惊,我跟他解释,沃特要走了,我们给他送行,又问你们澳洲人会不会为离开的朋友吃饭践行,JAMES一边上楼一边摇头,很不理解的样子,想也没想要不要跟沃特说几句道别的话。这两个男孩子,曾经因为电话的事情,吵过一次。两个人一直合用JAMES以自己名字登记的电话,沃特给他交了上个月的电话费和服务租金,JAMES也收了,但他却没有续费,也没有通知沃特,等到电话局过了一个月停了电话服务,沃特在关键时刻与他妈妈的联系中断。沃特指责JAMES拿了钱用作他用,后来两个人就互相不理了。
沃特不吃饭也不喝汤,看着亲手烹制的家乡美味不被欣赏,我颇有些失落,这个美国孩子,就是这么简单纯朴。沃特一直在喝酒,喝得一张白面孔通红一片,一对平常平静如湖的蓝眼睛里泛着酒波的光,开始话多起来。一个从来安静少言的沃特,那个晚上一直在不停地不停地说话。
沃特不喜欢纽约,他害怕回到纽约。纽约是个叫人精神紧张的城市,走在街上你得时时左看右看,观察有没有被跟踪有没有打劫,一不小心就会被从黑暗的街角窜出来的恶棍狠揍,甚至被杀掉。纽约是个种族仇恨的城市,他的同学,阿拉伯的少年在无人处遇到犹太少年,开着车直直地就会撞上去,撞死对方。纽约是个精神空虚的城市,沃特的高中同学个个都有一张假身份证,用来到酒吧合法地喝酒。这让我们很是吃惊,本来以为假身份证是中国的特产呢。沃特说他不懂为什么美国政府会将禁酒年龄限制在21岁而是18岁。沃特也不喜欢美国,说美国总统布什是个白痴,为了石油商人的利益不惜破坏阿拉斯加的自然环境。
在蒙特利尔,沃特可以说法语,也没有纽约那种叫他精神紧张的无形压力,但那里冬天太冷。沃特喜欢悉尼,这个地方一年三百天阳光明媚,微风轻拂,叫他放松,闲适,有生活感。然而,即便是美国人,没有钱,热爱澳大利亚,他也留不下来。辗辗转转,柳暗花明,想想沃特又哭了。沃特哭,是因为认为他将来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了。我们用自己的经历劝了好久,告诉他生活是一个奇妙的旅程,只要心存愿望,努力去实现,终是会达到目标的。我们还用美国电影《阿甘正传》里的名言“妈妈从小的时候就告诉我,生活就象一盒子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将会得到什么”来开解他。然而他仍然固守着悲观,不能自已。
沃特是个聪明的年青人,但是人生态度却很悲观。当初我在职业中介工作的时候,曾经跟一个中国油漆店老板讲过沃特的事情,希望他能收下沃特,给他办个工作签证,小老板顾及中介老板的面子,当时答应了,后来又跟我说不行。沃特知道后叹口气说,“唉,这些人都知道你在一个坏的处境啦。”虽然他一直在努力留在悉尼,但一直认为自己留不下来,于是也就没能留下来。他不满妈妈----一位声音甜美娇柔的法国女人----的控制,但妈妈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从不违背。我一直不明白这个二十出头的美国孩子为什么会有如此顽固的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
也许,沃特的悲观消极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关系。他其实生活在美国的底层社会,父母是外来移民,家里甚至没有汽车,日常开支只够基本的温饱,他的朋友多是少数族裔,纽约的大都会生活只增加给他压力却没有给他任何向前的理想与激情。在美国稳定迟滞的经济中,安定但少有变化的生活,一个出身底层的孩子,能有多大期望自己改变自己的生活,去努力实现自己的愿望呢?
第二天,沃特一早到物业办公室办了手续,交了钥匙。因为他还要到市区取机票才能再回来搬东西,而那时CATHY和我都不在家,我就把大门钥匙留给他,让他开完门后放在窗户隐蔽的地方。他对我的信任和帮助很感动。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把钥匙,可以同时开大门和各自的房间,但不能打开别人的房间,设计挺有技术性的。沃特以一个美国人的方式和我拥抱道别。临了,他拿出贰拾块钱,说这是JAMES停了电话后电信局延期一个月使用期的电话服务费,让我转交给JAMES。
沃特搬走后,CATHY和我进到他住过的房间去看过,从那条黑暗窄小的楼梯上去,是一间狭长的小房间,格局差,又小,床离衣柜只有三四十公分,过来过去很不方便。我们不知道一米八几的沃特住在这间小房间里的感觉,但是知道这间小房间是四间睡房里最便宜的一间。
沃特虽然贫穷,悲观,但是正直,诚实,谨守本分。

2005年2月2日


人在悉尼之三 一个人在悉尼的除夕:年年有余


年三十,上夜班,从五点到九点,只我和老刁婆两人值班。老头子带着九岁小儿子迈克尔去家祭,却留下小儿子的一个同学在店里,迈克儿出门时交待同学等他回来一起过中国年。
店是悉尼最早的一间华人药店,位于悉尼的商业中心区,靠近旅游点唐人街和达令港,主顾以悉尼老华人为主,开店差不多三十年,一直保持着一年中只休圣诞节一天假的传统。除夕,只偶有一些西方游客,闲时只好和这个大眼睛的埃及小孩子聊天,教他做一些店里的事,招呼顾客,使用收银机,当个小跑腿帮我问药价什么的。小孩儿有人理他很开心,不再为等不来最好的朋友践诺长吁短叹。
还好,有人记得打电话祝我新年,是信基督的VICKY,刚到时遇在同一家中国房东的舍友,后来一起和贪心无良的房东大吵一番后一起搬了出来,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面。认识的不多的几个人都回去了,对VICKY的电话十分的感谢。
这一日正逢出粮,老刁婆照例在最后的几分钟匆匆忙忙写工资支票,五个工作日,二十个小时,这一周有两个公众假期,所以人工是最多的,税后差不多三百块,够我过两个星期了。拿支票时用英语道了一声新年好,就出了店门,小孩儿祝我节日快乐,希望再次相见,还不忘加一句:“谢谢你教我”!是年三十听到最特别的一句好话。
一拐进了唐人街。人头涌涌,热闹甚于往常,却全是卷毛的鬼子,狭窄的小街两边摆满卖旅游品的摊点,还有据说是包装有暇玼的名牌香水。酒吧里挤满人,抓着酒杯唱卡拉OK狂欢。鬼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度过中国人的新年,却没有中国人领情,挤进去想找个地方吃年夜饭,发现所有的餐馆都打了烊,只有一两家台湾烤肠子。于是决定去麦当劳。
出了唐人街,这条商业中心区主干道已经一片安静昏黑,只有酒吧的门前稍稍热闹一些。一路走,来到中央车站,所有的快餐店,KFC,Burge King, Roast Chicken,都关了门,还只有麦当劳开着,又亲切又感激。在国内时,只是赶时间的当儿才光顾麦当劳,现在我要把它当年夜饭了。叹叹气,国内国外前前后后的对比处处皆是,就说这过年拿利是,今天干干的只一张白支票,是卡着分钟数算出来的净劳动所得,一点多余的都没有。不要说,要一个人吃年夜饭了。
套餐大号六块九毛五,中号五块九毛五,小号四块九毛五,按当时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要比国内贵一点,但比吃中餐还是便宜,唐人街Food Court里一个套餐一般都要七八块。身上只有一张五块钱的纸票,只好要一个小号的,配热奶,找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稀稀落落的店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没有人过来跟我说新年好,没有人知道这一餐于我有不同的意义。侍应一脸木然,像应对所有那些下了班一脸木然赶着加一顿夜宵的人。而我们在中国时圣诞节见人就说MERRY CHRISTMAS, 虽然我们也一样对圣诞节对于基督徒的意义毫无体会。
一个人慢腾腾地吃掉了汉堡,薯条,咖啡,一边想着那个我记着年三十一定要想起来的一个人和一个场景。一个刚到时遇见的北京体育学院的老师,在房东那里做一天中的第二份工,装修。他在悉尼的第一年除夕,正洗着盘子,朋友从北京打来电话,贺年,从电话里他听到歌声与欢笑的背景,和朋友开心兴奋的声音,这个体育学院出来的汉子,冲到厕所里,泪流满面,却声音如常,对着朋友说我在这里“还行”。
想想自己,这个年三十终于临到,既没有国内电话的刺激,亦无洗盘子的辛酸,这一年过得也都不错。念着国内,此时刚七点半,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还没有开始,妈他们不知道是在包着饺子还是准备着凉菜,父亲的祭奠是怎么去的。一家六口,分隔五处,曾经彼此最深爱的两个,一个地里头,一个地球的另一半,都挑着单,有形无形都是个飘。
整理了一下袋子,却又发现了一枚五角硬币。麦当劳的雪糕四毛钱,打一个电话给家里三毛钱,想了想还是决定用这五毛硬币买雪糕给自己,找钱一毛。为这雪糕又消磨了一会子。
看看快十一点了,起身出去等车。坐在长椅上,悉尼昼夜温差大,白天还是酷热,到晚上忽然变冷,一阵风吹来,刚吃的雪糕的凉意从胃里顺着脊骨泛上来,不禁打了个凛子,一下子找回了小时候在北方过年走在雪地里的感觉,一瞬间过了一个很真实的年。
身上还有余钱一毛五分,也算是年年有余呢。

2004-1-10


人在悉尼之四 在悉尼过中秋:外国的月亮没有中国的圆


又是一年月圆时,想起在悉尼度过的那一个中秋。
时节将近时我给国内同事们发了一条短信说,月饼是没有得吃了,都说国外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这回咱可有机会帮你们拿着尺子量一量,到底是不是更圆。
仰头看那月亮,是从同学家聚餐回来的路上,才八点过一些,喝了点葡萄酒,一个同学一边走一边一劲儿唠叨:八月十五一定是要和家里人过的,于是只好叫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月亮已经升得很高了,想起八月十五那悬在白云山顶的月亮,洒在圆明园里壁残垣上的月亮,享用着老家土院子里供果盘的月亮,悉尼的十五月亮不但小而且模糊,挂得地方才是古怪,是在西北边的半天空里。从第一天到悉尼,清早从机场到宿舍,倒头一觉睡起太阳已经落山,出来感觉着定了一下向,却定反了,就一直反着方向过了一年,南是北东是西。南半球的中秋月在我的印象里就一直是呆在西北天空角的一小片淡黄薄纸剪成的圆。
几个人分析为什么外国的月亮反而不及中国的圆,好看,有的说是喝多了眼矇,有的说时间太晚,月亮是刚升起时最大最圆。最后一致同意季节是关键,北半球的仲秋,在南半球正是春天,就算悉尼空气清透,没了秋高气爽,这月亮就了无生色,要不,月月有十五,咱们的老祖先怎么偏选中过八月中秋的这一个。
不过在想象里,悉尼有更美的十五圆月。一个是在海滩,上有天下是海,空中一轮闲月,海滩一片雪银沙。悉尼的华人度中秋,最喜欢的一个节目就是坐渡轮到Manly海滩赏月。另一个是在悉尼歌剧院,在这座美丽的建筑背后,是悉尼港对出大海的一小片水面,风从海洋里长驱直入,到了这里轻柔下来,吹着水面波光粼粼。月儿当空,左近达令港的露天音乐咖啡座传过乐队的乐声,在乐声里抬头看月,很小却很近,象一个羞羞怕怕的小姑娘,第一次偷眼发现歌剧院那惊世之美。
可惜这两个地方的月亮都没来得及在八月十五的晚上去看过。就算是看那不圆不亮的挂得不是地方的月亮,也是在跌跌撞撞连滚带爬地过了第一个学期之后,稍稍有了闲庭信步的感觉,才有心思有时间约了一些人聚在一起,算是在悉尼过的第一个节。


人在悉尼之五 我的最后一位老师


G是组织与工作研究系最年轻的高级讲师,教授的组织行为学是商学院的名牌课程,学管理或商科的学生一般都会选这门课。我入读悉尼大学的第一学期,G第一次开了《商业伦理与管理道德》课,因课时冲突我不得不选了这门星期一晚上的新课程。
第一天上课我就感觉到G对中国女孩子的异样感情。那时我刚到悉尼一个星期,当他叫到我拗口的中文名字,蓝眼睛盯着我以研究的、一瞬间在追忆什么的眼神凝视了我足有两秒钟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不是我自作多情,早听说中国女孩子比较受西方男人喜欢,看来真是的,不管他是不是对我有意思,起码也是在打主意找一个中国女朋友。那时我正全心全意地忧心如何能用只对付了托福的英语写完一学期八篇论文并且及格捞到学分,别的尚无暇多顾,所以当G那么盯着我时候我表现得颇有定力,眼神是一点也没乱。G后来也再没有异样地盯着我看过,甚至一点特别的关注都没有。
本来,按照中国学生传授的选课经验,G属于第一堂试课趁中休掉头就走的讲师:白人,男性,中青年,手上没戒指。新一代澳洲白人普遍有比上一代更强烈的种族偏见,特别是对亚洲人没有上了年纪的澳洲人那么友好,尤以男性为甚。不带戒指,表明没结婚,这种单身男人上了一点点年纪多少都有些变态,不近人情,对分数苛刻,属于很难搞的一类。但G的课却是让你上开了头就不想走的。
G属于一眼就知绝顶聪明的人,高高的智慧型额头,透着孩子气但精明发亮的眼睛,圆圆的脑壳上三寸短发根根直立,长相干净利落,乍一眼看上去是个亚洲男人,但当他咧开嘴巴露出一口齐齐白白的牙齿一笑,却散发着一派西方男人开放洒脱随情所欲的气质魅力。澳洲人无论男女,普遍长相野蛮粗糙,比例不调,G据说是新西兰出身,是我在澳洲见过最英俊帅气、最有吸引力的一个男人。
G的课堂是最富活力与笑声的。他不象其他老师准备严谨的笔记,讲课行云流水,抑扬顿挫。一上堂就提问题,从一个论题不停地跳到另一个论题,学生说得多,他听得多,也不肯定,也不否定。有时我们根本跟不上他为什么又讲到这一个问题,与上一个问题有什么联系,每一个问题都很现实平常,不起眼,给他提出来,又很新鲜,值得探讨一番,但没等你发话,他又在堂上呲着牙开怀笑起来。对学生的问题G很绅士,第一个反应总是“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是个好问题。有一回G自个儿想一个问题,所有的学生都看着他踱着步自言自语,以为他又有什么新鲜话题,却听见他对自己说,“嗯,这是个好问题”,底下一片笑声哄然。不过G是个急性子,有时候失了耐性也不留情面地挖苦学生。有一次讨论一个战争话题,一个波兰男生本来用英语想问题就不顺畅,没想彻底,说了意见A,觉得有些偏颇,又补充了意见B,反说一下A,没说完又发现B也有漏洞,于是又反说了B,转到了C,如此这般,极力想说得圆满,但越说口子越大,看着G在前面忍了半天,最后说,“哎,你是在挖坑啊!”(You are digging a hole!)。
不过我很快就了解到中国女生对G背地里都非常不满。班里中国学生不多,几乎都是女生。中国学生不习惯上课回答问题,喜欢安安静静地听讲,就算有意见要发表,也抢不过那些习惯了先张口后动脑子的西方学生,碰上G这样的老师,都是沉默的羔羊,大部分选择坐在最后几排,期望不要给G注意太多,给自己留点面子。但G的中国情结是为学生们人所共知的。G上课会经常提到中国,会得意洋洋地用中文说“面子”,“关系”,“风水”,适时地搬出一段结结巴巴的孔夫子论语,知道上海锦江饭店,猴脑宴,等等。所以,当他满眼含笑地说“这回我要找那些害羞的人回答这个问题”,或者,一本正经地说“我要我们亚洲学生发表一下他们的意见”,要不,就幸灾乐祸地嘻笑着,“我要给那些坐在阴暗后排的人们一个机会”,这个时候,学生都知道,他是要找中国女生的麻烦了。当此时,G的目光所及,“刷”得就扫得一片长头发的中国脑袋低下去。但G在这一点上很过分,会点名把中国学生拎起来,回答不上来,女生就很难堪,我们作为同胞也多多少少引以惭愧。亚洲其他国家的学生,马来西亚、越南、印尼等地学生对此颇有微词,认为G歧视,说我们就不属于亚洲了么。而那些西方男生则对G不绅士的点名行为摇头。但中国女生对G的异常行为有另一种解释。一个女同学有一次下课后愤愤地说,这个变态的家伙一定是刚刚给哪个中国女人甩了。
第二学期G开了组织行为学,像是要验证他受欢迎程度,课开在了星期五的晚上,用了最大一间课室,也还有人要站在后排。一如在商业伦理道德课的开课演讲,G先给学生猛打强力预防针,说他的课是很难通过的,我们要努力学习认真才行。上过商业伦理道德课的学生对此十分地不以为然,因为最后没有通不过的,后来G还说当初低估了学生的在商业伦理与管理道德上的认识水平,颇有点给自己找台阶下的意思。但是很快我就发现G这次不是虚张声势了。照旧是述而不作,但学生们却没有多少心思跟他争论,笔记是考试通过的保证。课堂上也还有笑声起来,但更多时是一两声就嘎然而止。我做笔记速度快,是本科时练就的工夫,但意识到形势不妙后,我一边手底下飞快地记笔记,一边脑子里转得飞快找机会回答问题。这是一个公关策略,期望G对我有一个积极参与与其互动的好印象。西方人东方人都是人,他对你有印象没印象,是好印象坏印象,在关键时刻还是有效应的,况且,G一向在乎学生对他的课程的关注,一点也不掩饰自己他很受用学生给他“面子”。
G对中国女生的“变态”关注也变本加厉了,好像他不能容忍自己如此热气腾腾的课堂上有沉默的小众存在。许多人批评他很小气,刻薄。而我后来才知道个别人对他原来一早就有了异常反应。
我的一个女同学H,来自江浙,但所有不知道的人都以为她是东南亚人。H也跟我诉怨说自己在悉尼很没面子,她认识的所有中国年轻女孩子,都有过至少一次与鬼子的“马路艳遇”:主动上来跟你搭话,问你是不是中国人,然后说喜欢中国女孩子,希望能交个朋友,有的还会说几句中文套近乎,而她就从来没有遇上过。但她对G的MEAN却过敏,一直跟我叨叨G看自己时眼神怪异,从第一堂课就开始,好象对她怀了深刻的不满似的,行为也行异常,给老师做评估的时候G躲在她后面偷窥H如何给自己评分。我就开玩笑说你一定是长得太象那个甩了G的女人。
考试前H先说一定要找G咨询一次,给他一点积极印象。我复习到差不多时挑出了一些感兴趣的问题,也决定跟H一起去,但H一听我要去又改了主意,说怕自己平常就不回答问题,G对她已经很不满,如果面询中出了差错更蚀了,决定我代她去,因为G对我爱提问题印象好是大家都知道的。于是我就抄了H的问题去找G。
去之前,做了一点公关的准备。早前有同学告诉我中国政治也是G的一个研究范围,我就想再确认一下,方便套近乎,但是上网一看却没有,还都只是与组织行为学相关的课题。
G只给我预约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不过对我的问题都尽量详细地回答。我学习过一位心理学教授开设的沟通课程,留意到G在谈话中总是提到中国人来阐述我提出的问题,比如说下级对上级的阴奉阳违,就会说,“你们中国人也是如何如何……”在他至少提了三次CHINESE后,我就问他,“我记得中国政治也是你的研究领域?”G刚刚仰着头点完眼药水,听我一问,不经意地眨了眨眼睛,摆摆手说,“啊,那是以前的事了,不过想了想罢了”。我看着他笑了笑,也许是我笑得有点意味深长,也许是,就像一个孩子实在实在再也忍不住再保守他那个悲伤的秘密,G说,“我从前有个中国女朋友”,又笑笑说,“那就是为什么我课堂上总能说一点中文词儿”,一边转头穿袜子准备去骑自行车锻炼。
我神态仍然自若,心里却在惊呼:居然给我们说中了,这个可怜的家伙,他的中国情结果然是由一个中国女孩子而结。一个结解开了,但我却并没有探知了别人秘密后的得意,反而对G心生感动。以G这样一位聪明智慧而个性张扬的学者,为一份感情改变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其情之深之切,令人心动。
H对我获取别人信任的能耐很佩服,只是遗憾永远也不可能知道那个蹬了G的女朋友是不是长得像她。 组织行为学考试安排在最后一门,我早早来坐在了课室里。G进来,抱了一大叠试卷,并不急着发,先是放了许多幅搞笑的图片给大家看,又讲了许多笑话,引得学生们呵呵大笑,好像不想再停下来。当初G使劲儿给我们加压,意在让我们能用心学习,现在要考试了,却不关体事地开起玩笑,良苦用心。对于G这个人,心里又生了别样的体念。
两个小时,做完了人生中在课堂上的最后一份试卷,当初为之努力了三年的整个留学生活随之结束。
疲惫地靠在椅子上,看着写着密密麻麻英文字的试卷,有些不相信自己能如此长篇大论地写下这么多英文词句,心里想这就自己多少年来努力追求的:英文流利?英文是不成大问题了,但心里却空空的。人生中有多少个愿望励你前行,但愿望最终艰难实现之时,最经常的感觉却是一种失落,真正叫你感到人生的幸福充实是回首时那段过程中点点滴滴的记忆。想起一个刚刚毕业的同学头几天跟我说的话:“到最后一门考试你就知道了,你会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把那试卷交出去,那试卷一离开你的手交到老师手里的那一刻,你的学习生活就真的结束了,你就知道你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有这么美好的一段学习生活”。我开始伤感起来。
G罕有地站到了高高的讲台上,背着手,罕有地做了大段的演讲。
“我知道,这是你们的最后一门考试,我向来都把我的考试安排得最晚。考完这一门课,你们中的许多人,就将回到自己的国家。也许会有人留下来,但我希望你们都能回去,能把在这里学到的东西用在自己的国家。你们中还有人将继续在这里的学业,我们期望下个学期在别的课上再见面。但是,你们都将很快各奔东西。也许有人会因为在一起上课成为朋友成为恋人,但是你们中的大部分人,在我的课堂里短暂相遇,离开后却永远不能再相见,就象从来没有遇见过一样。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自遥远的地方,来自和澳大利亚一样伟大的国家,美国,中国,欧洲的国家,我很高兴你们在我的课堂里聚首。
“人生就是一段旅程,这是一段学习的旅程,你们在课堂上的学习只是你们生命中的一小部分,但很重要。我明白你们中的很多人,为了能来到这里学习很不容易,费用很高,是你们或你们父母几年的收入,申请签证很麻烦,在一些国家里要等很长时间,你们要远离自己的亲人国家,在这里学习,我觉得你们能决定和来到这里,都很了不起。人生就是一段学习的旅程,在我的课堂上我试图教给你们思想和看问题的角度,能够对你们学习漫长的人生有用处。
“我对你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但是有些时候我不得不做一些会被认为歧视的事情,比如,我的学生课堂演讲为什么总是找一些本地的学生来做?我希望你们能通过他们的演示对你们来到的这个地方有更多的了解,但这样显然剥夺了其他人的机会。比如我为什么更多地和以英语为母语国家的学生讨论问题?我一直努力给非英语国家的同学多一些机会,但是他们在课堂上有积极发表意见的习惯。
“……”
G站在高高的讲台上,面带微笑,用他那熟悉的新西兰口音第一次像一个真正的老师对着一群学生谆谆叮咛,眼含温柔与留恋。学生们没有插科打诨,静静地走上前去交出卷子,再静静地站下来听一位性情中人他的长篇大论,似乎是一部公共汽车上的乘客,目的地明确,但每一个人都在心里期望,永远只在路上行进,永远离那目的地一步之遥。
我的眼泪不停地流下来,不得不用双手合盖住我的脸。那一刻,我知道,G是我生命中遇到的最后一位怀着一颗仁心,努力实践着孔夫子“传道授业解惑”的为人师者。

200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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